《吕氏春秋》其军事思想大致可概括为哪几方面

2020-02-13 21:24 军事

  《吕氏春秋》全书共分《十二纪》、《八览》、《六论》三部分,在《十二纪》的《孟秋纪入《仲秋纪》中,各有四篇专论军事,其军事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。

  其一,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。吕书批判了流行的偃兵说,论证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针对那种以某国因战而亡国为理由的偃兵论,《荡兵》反驳说:夫有以馇死者,欲禁天下之食,悖。有以乘舟死者,欲禁天下之船,悖。有以用兵丧其国者,欲偃天下之兵,悖。夫兵不可偃也。譬之若水火然,善用之则为福,不能用之则为祸。如此类比推理,以浅喻深,很有说服力。它肯定了战争的必然性,其目的在于论证秦统一战争的合理性与不可逆转性,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的。另外,作者虽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,但并未抹煞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。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,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。为此,《吕氏春秋》提出了系统的义兵说,作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,它强调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。义兵的内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。吕书化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义兵的合理性。它的总的精神是主张用兵出于行义,兵苟义,攻伐亦可,救守亦可;兵不义,攻伐不可,救守不可。当然作者宣扬用兵行义是为了肯定兼并战争,对义的标准,是以它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、观点加以确定的,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,却是对战争政治本质的认识和区分上的一个进步。

  其二,对战略思想的论述。作者认为战争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,因而强调以政治优势或伐谋、伐交手段使敌不战而服才是用兵上策。故对于卫国以十贤士止赵伐卫,魏文侯用段干木止秦攻的战例倍加赞赏。所以它说:故古之至兵,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,敌已服矣,岂必用袍鼓干戈哉!倘若非用兵不可,也不可只顾战术而忽略政治。兵入敌国要争取民心,严肃军纪,在郊野不虐五谷,进城后散仓廪之粟,以镇抚其众。在自己军中则要鼓励士气,用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,使将士有统一的生死观、荣辱观,从而做到万众一心,三军一心,则令可使无敌矣。认为战斗力的标志,不在人数众多,而在斗志旺盛,强调战斗意志训练的重要性。能从政治高度分析战略,说明作者不囿于狭隘的军事观点。

  其三,对用兵方法的论述。第一,主张以不可胜取胜,不以侥幸取胜。认为:夫兵贵不可胜。不可胜在己,可胜在彼;圣人必在己者,不必在彼者。故执不可胜之术,以遇可胜之敌,若此则兵无失矣。作者继承了《孙子兵法》中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,指出利用敌之弱点是应该的,但不可将胜利寄托于敌人的失误上,应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而不可胜之兵的取得,在于建设一支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队伍,所谓凡兵势险阻,欲其便也;兵甲器械,欲其利也;选练角材,欲其精也;统率士民,欲其教也。即只有筑关险、秣马厉兵、刻苦训练,才能具备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。第二,主张有勇有智,因势利导,机动灵活。说:智则知时化,知时化则知虚实、盛衰之变,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;勇则能决断,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,能若崩山破溃。强调战术指挥者要智勇双全。又说:凡兵贵其因也。因也者,因敌之险以为己固,因敌之谋以为己事,能因而加审则胜不可穷矣,胜不可穷之谓神,神则能不可胜也。强调作战指挥要灵活机动,善于根据具体条件,化不利为有利,因敌之情为我所用,随机应变,神秘莫测。第三,外攻内攻并举,攻城攻心结合。吕书讲述赵、齐一战,赵大胜而收敌兵尸体三万具,赵将孔青打算用齐兵之尸筑两个京观(合葬的高坟头),炫耀胜利。赵臣宁越则建议:不如归尸以内攻之,彼得尸而财费乏,车甲尽于战,府库尽于葬,此之谓内攻之;假若齐人不纳尸,则罪有三:战而不胜,其罪一;与人出而不与人入,其罪二;与之尸而弗取,其罪三。民以此三者怨上,上无以使下,下无以事上,是之谓重攻之。外攻指军事攻伐,内攻指用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敌方。吕书对有关历史战例的引证和分析表明,它已注意到兵战与心理战相结合这种军事辩证法的妙用。值得我们重视的是《吕氏春秋》将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作为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原则,主张在举义兵的整个过程中,充,分重视民心问题。它继承了儒家爱民思想,认为对广大人民要实行仁义以治之,爱利以安之,忠信以导之的基本政策,以赢得人民对义兵的拥护和支持。它的基本结论是:先王先顺民心,故功名成。

  总之,《吕氏春秋》的军事思想虽未能充分展开,但确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都超过了春秋战国诸子的认识,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又有了一定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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