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通》卷六《叙事》的翻译

2020-02-05 08:26 历史

  好的史书,以叙事为首要。至于写出历史人物的功过,记下历史人物的善恶;有文采而又不流于艳丽,质朴而又不是粗野,使人体味其中的滋味和意旨,怀想其中的圣德言沦.再三捧读而不知疲倦,读之百遍而不觉厌烦,自然如果作者不是圣人,谁能做到这一点呢?

  古代圣人的述作,上起自《尧典》,下至于《春秋》,这些或是运用文辞,排列史事的著作;或有沟通古今,了解往事的含义。子夏说:“《尚书》议论史事,光明正大,如同日月一般。”扬雄说过:“说事情,没有像《尚书》那样清晰的;说道理,没有像《春秋》那样透彻的。”

  这就说明,《尚书》含义曲折深奥,在训浩中体现深刻的含义;《春秋》把隐含的大义阐明出来,用委婉的语言写成文章。

  虽然它们方法不一,但是各得其美,确实应当用来作为千秋万代的典范和楷模,是著述中的领袖,后代人的龟镜。后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,接着圣人而写,则是仅次于它们的著作。所以世上的学者都是先说《五经》,接着说《三史》,经和史的名目,从这里就分出来了。

  我曾经试图说过:经好比太阳,史好比星辰。明亮的太阳光芒闪耀,星辰就会失去光芒;太阳下山,星辰就会明亮灿烂。

  所以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文字,对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时代的叙述,语言浅俗,涉及到琐碎枝节之事,如同翅膀下垂的鸟,不能高飞;好比音调不谐的禽,吹不成声。只有到了战国以后,离开圣人的时代越来越远,才能露出锋芒,显得出色有生气。

  由此可见,人的才能有差别,相差很远,要比较他们的优劣,不可同日而语。自从汉代以来,将近千年,著史者相继而出,不止一家。

  要在其中找出好的,大概寥寥无几吧。司马迁、班固著书,已经是败坏五经传统的罪人,而晋、宋以来出笼的史书,更连《三史》都不如了。就好像王业、霸业那样一个纯美,一个驳杂,相差悬殊。人才难得,到了什么程度!

  然而人们的著述,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,其中也有好坏不均,精粗不等的情况。如《史记》中的《苏秦》、《张仪》、《蔡泽》等传,是其中的好的;而像《三皇本纪》、《五帝本纪》和《日者》、《太仓公》、《龟策》等列传,确实就没有可取之处了。

  还有《汉书》的帝纪、以及《陈胜》、《项羽》等列传,是其中最为严重的。至于《淮南王》、《司马相如》、《东方朔》等传,又哪里值得一谈了或许是因为绘画一定要有粉底才能漂亮,帝王所在的京都一定要有山水的衬托才显得壮观。

  所以语言如果不美,历史著作也拙劣;事迹如果美好,历史著作也工致。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异常的传闻或奇异的事情发生,没有英雄豪杰出现,没有贤人产生,事情琐屑,人物平庸,不出常理的范围,却要求著史的人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公正、真实,表现出作者的隐微婉曲的著史才能,大概也是困难的吧。

  所以扬雄说过:虞夏之书渊深博大,商代之书广阔辽远,周代之书严肃不苟,周代以下就凋敝萎靡了。我们看左丘明记事,当齐桓公、晋文公相继称霸,晋、楚交替为诸侯盟主的时候,就能够修饰词句,形成典雅的文风。

  到了周王室极端衰微,史事更加杂乱无章,《春秋》中的精妙的言词,就几乎绝迹了。我们再看司马迁的叙事,周代以前,记事不完备,文字粗疏,不成体统。而从秦汉以下,则条理清晰,光彩焕发,很值得称道。

  至于像荀悦的《汉纪》,才华只表现在西汉十帝,陈寿的《三国志魏志》,佳处仅在于前面三祖。依此类推,其它的也都与此相似。能识得宝贝的人很少,能知音的人大概也不多。近来有裴子野编写《宋略》,王韵撰著《齐志》。

  这两家都长于叙事,不逊于古人。但世人说起来,都人云亦云地称赞裴子野,低毁王韵。因为江南的风尚文雅,所以裴子野的文笔工致;中原的事迹芜杂,所以王韵的言词常显得粗鄙,而且裴几原追求对言词的修饰,王君愚注重对事情的真实记录,这就造成了对他们的赞美与厌恶的不同。

  假如让左丘明重出,司马迁转世,记录北齐一代言行史事,恐怕也要辍笔难写,无从发挥他们的佳言妙论了。所以怎么能以后代的作者和古代的相比,对他们的得失一概而论呢?叙事的体例,种类很多,不是短短的篇幅就能详细论列的。

  这里再把它分门别类,定为三篇,论列于下。(以上是叙事篇的序。)好的国史,主要体现在叙事完美上,而叙事完美,又以简要为主,简要的意义大啊。

  一一观察自古以来可作为著史者的规范的书,《尚书》作为开端,所记载的追求事实减省;《春秋》转变了体例,所记载的注重文字精省。这大概是由于时代风尚厚薄不同,前后风格相异。然而文字简约而史事丰富则是它们共同的,这才是特别好的历史著作。

  从两汉开始,直到三国,国史的文字,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杂。到了晋代以后,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。如果要寻找多余的句子,摘取多余的词语,那么一行之中,必定有几个字是被错误地加上去的;一篇之内,必定有儿行是浪费笔墨的。

  成群的蚊子的声音会形成雷声振耳,众多的轻物的重量也会压断车轴。何况章句不加节省,言词没有限制,即使能装载几大车,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?

  叙事的体裁,可以分别为四种:有直接记录人物的才能品行的;有只记录人物的事迹的;有根据言语可以了解的;有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。如《古文尚书》,称述帝尧的德行,用“允恭克让”来表示;《春秋左传》讲述子太叔的形状,用“美秀而文”来表述。

  像这样的记载,再没有其它的说法了.就是所谓的直接记录才能品行。又如《左传》记载申生被骊姬陷害,上吊而死;班固《汉书》记叙纪信被项羽围困,代替汉高祖而死。这些就不说他们节操如何,但人物的忠孝自然显示出来,这就是所谓的只记录事迹。

  又如《尚书》记载周武王历数商封王的罪状,在誓词中说:“烧烤忠良,剖挖孕妇。”《左传》记载随会沦述楚国,所说的话是:“革格蓝缕,以启山林。”这就是才能品行,全都没有谈到,但在人物语言中涉及到了,事迹也就显示出来,所谓根据语言可以了解的。

  又如《史记卫青传》后,太史公说:“苏建曾经责怪大将军不推荐贤人,不以礼待士。”《汉书孝文纪》末尾,班固赞语说:“吴王装病不朝见天子,文帝赐给他几杖。”这些都是本纪和列传中都不作记载,而史臣发表议论时另外说出这些事情,就是所谓的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。

  如此说来,才行、事迹、言语、论赞,所有这四个方面,都不相互依据。如果四个方面都要写出来,那么所费的笔墨将特别多(近来史书在纪传中要叙述人居丧时哀伤过度,就先说他“豆比纯孝”;要叙述人整夜读书,就先说他“笃志好学”。

  要叙述人作战时奋不顾身,就先说他“武艺绝伦”;要叙述人下笔成篇,就先说他“文章敏速”。这样就是既叙述他的才行,又写明他的事迹了。如《谷粱传》中说:“骊姬在酒里和肉里下毒。晋献公田猎归来,骊姬说:‘太子已经祭祀过了,所以拿祭祀的酒肉来为您祝福。’

  献公将要食用的时候,骊姬跪着说:‘食品是从外面来的,不能不试一试。’把酒倒在地上,地面鼓起一个大包;把肉给狗吃,狗倒地而死。骊姬下堂哭呼道:‘天啊!天啊!

  国家是你的国家,你何必在乎晚一点为君主啊!,还有《礼记》上说:“宋国阳门的介夫死了,司城子罕哭得非常悲痛。晋国派来侦探宋国的人回去报告晋侯说:‘阳门的介夫死了,子罕哭得非常悲痛。老百姓心情舒畅。恐怕不能攻打。”

  这就是既书写了事迹,又记载了言语。还有近来的各种史书,一个人的事迹,好坏都已在纪传中详细记载了,后面又用论赞重复叙述前面的事。这就是才行、事迹已在纪传里写了,论赞又加以记载)。

  但是自古以来的经史,大多有这样的毛病(((公羊传》、《谷粱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史记》,直到皇家所修撰的《五代史》都有)。能够避免的,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(只有左丘明、裴子野、王韵没有这样的毛病)。

  还有,叙事的省略,可以分为两类:一叫省句,二叫省字。如《左传》记载宋国华祸来鲁国会盟,说他的先辈得罪宋国,愚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。愚钝的人称赞聪敏(鲁人,意思是钝人。《礼记》中已有注解),那么也就明白是贤达之人所嗤笑的了,这就是省句。

  《春秋经》说:“陨石于宋五。”表明听到天上掉下东西的声音,看到掉下来的是石头,数一下是五块。加一个字太详细,减一个字太简略,在详略之中找一个最恰当的点,简要但是合理,这就叫省字。与此相反的,如《公羊传》说郑克独眼,季孙行父秃头,孙良夫跋足。

  齐国用跋足的迎接跋足的,秃头的迎接秃头的,独眼的迎接独眼的。大概应该删除“跋足的”以下的字,只说“分别用同类的人迎接”。如果事情都要重新叙述,就特别多费文字,这就叫烦句了。《汉书张昌传》说:“年老口中无齿。”

  大概在这一句之内,去掉“年”字和“口中”也就可以了。这样的六个字的一句话中,就有三个字是妄加的,这就叫烦字了。如此说来,省句容易,省字较难,能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,才可以谈论著史。如果句子都是多余的,文字都是重复的,那么史书的繁琐杂乱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  钓大鱼的人,垂下千条钓丝,得到鱼的只是在于一荃;捕高鸟的人,张开万张罗网,得到鸟的只在于一个网眼。叙事的人,有时徒然地扩充闲散的言词,广泛地增加无关的说法,如果取出其中的关键之处,不过一言一句罢了。

  如果能与打猎捕鱼的人一样,捕到鱼鸟后就收起所有的钓丝网罗,所留下来的,只有一签一眼而已,刀下么或许可以做到多出来的老皮厚茧全都去掉,灰尘污垢完全清除。花落了而果实在,渣去了而汁水在。唉!能够精简了再精简,是玄妙而又玄妙的。

  轮扁没办法说出用斧子的巧妙之处,伊挚没办法说出汤锅中滋味的变化无穷啊艺(以上说的是简要。)对字词进行修饰就成为文辞,对文辞进行编排就成为文句。句子累积起来就有了章节,章节累积起来就有了篇目。篇目一旦划分,一家之言也就完成了。

  古代使者出使别国,以词令为根本;大夫在外交场合的应对,以文辞为主。何况要把它们排列为章句,刊刻成书籍,怎么能不尽力雕琢,以传给读者呢?自从圣贤开始述作,就被叫作经典,句句如同《韶》、《夏》之乐,字字好比琳琅美玉,清清爽爽的语言,美妙而又丰盛。

  譬如在大海中遨游的人,空自惊异它的浩瀚辽阔;登临泰山的人,只能感叹它的高大险峻。如果要摘取其中最为突出的,却不知从何摘起。但是章句中的言词,有明显的,有隐晦的。明显的,词句繁多,道理己经在文章中说尽;隐晦的,字句简约,事情更在字句之外。

  如此,隐晦的与明显的,它们的优劣不同,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了。能够省略小事而保留大事,举出重要的就可以明白不重要的,一个字就能概括大事小事,几句话就能使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没有遗漏,这些都是运用隐晦的方法。

  古代的文章,务必去掉浮泛之词。《虞书》说:“尧死了,百姓如丧考蝉。”《夏书》说:“启呱呱地哭泣,我不能抚育他。”《周书》说:“前线士卒倒戈”,“流的血把春柞都漂起来”。《虞书》说:“惩罚了四个人而天下都服。”

  这些都是行文似乎粗略,其实内容丰富完整。所以起初读它的人怀疑它简易,而写起来才发现它的困难。当然不是用“雕虫小技”所能指责的。

  其后左丘明得到《春秋经》的传授,以孔夫子为楷模。《春秋经》以几个字包含的意义,而《左氏传》以一句话表达清楚,虽然在文字的繁简上有所不同,但在明显或隐晦的处理上完全一致。

  所以如提纲掣领地讲述国家的风俗,就有说士会执政,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;邢国人迁移后如同归家,卫国人忘了亡国的痛苦。

  如详尽细致地讲述人事,就有让女人劝南宫长万饮酒,然后用犀牛皮把他裹起来,等到了宋国,手脚都已露出来了;拉着庙宇的椽子,震动了屋梁;军队里的人大多很冷,楚王巡视并抚慰了三军,三军的战士都如同穿上了丝棉。

  这些都是语言虽然浅近而意义却很深远,虽然话语已经结束而含义却仍未尽。让读者看到表面的就能明白内在的,抚摸毛皮而能辩分骨头,在文句中看到一件事,能够在文字外举一反三。隐晦的意义,不是很大的吗?

  到了司马迁、班固的两种史书中,虽然和《五经》相比已经逊色很多,但若寻找其中的长处,也还时常遇到这一类的语言。如汉高祖听说萧何走了,如同失去了左右手;汉兵打了败仗,唯河流水为之停止;董仲舒乘马,三年了还不知道雄雌;翟公的门口,可以张网捕雀,等等,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  从此以后,著史的原则日益衰微,字句芜杂累赘的作者,不断涌现。在他们的笔下,一般不用单字成词,句子都要成双,长短要相等,奇偶要相配。所以本来一字能概括的,也要凑足为双字;应该用三句成文的,一定要分成四句。散漫重叠,不知剪裁。

  所以王处道被裴世期指责(《魏书邓哀王传》说“容貌姿美”。裴松之说:“一个貌字分为三个字,也是叙事类的一个毛病”)。

  温子升受王君惫讥笑(王助《齐志》说:“当时舆论遗憾邢子才不能负责撰修北魏国史,失意惆怅的温子升也和他一样,因而编撰《永安记》,全都是枝蔓之词),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  著史者的文字虽然简略,而事理却都很重要,所以能够做到疏略却没有遗漏,俭省但没有空缺,就像用奇兵的人,以一当百,能够收到战胜敌人的功效。

  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,思维又不敏捷,就会花费很多的词句,叙事才能周详,就像卖铁钱的人,以二当一,才能符合买卖交易的价钱。如此说来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以前,是那样的简洁扼要;《国》、《晋》以下(((国》是说《三国志》,《晋》是说《晋书》),是这样的繁杂琐碎。

  如果要确定它们的美丑,甄别它们的好坏,读古代史书,弄明白了它的章句,都可以反复诵读咀嚼;看近代史书,喜欢它的字词,只需要知道叙事的意思就完了。这样,一贵一贱,不需说明就已经清楚,也用不着进行讨论,其中的道理已经自己出来了。(以上是隐晦。)

  古代有了文章著述以后,比兴由此产生。用鸟兽来比喻贤愚,用草木来比喻男女,诗人墨客,已经说得很完全了。到了中古,体例稍有变化,有的比人一定用过去同类人物,有的说事情一定和古代的事情相比。

  当汉代帝王君临天下,国君其实称为皇帝,事理和商周时代称“王”不同;皇帝之子封为王,名称也不是商周时代的鲁、卫之类。可是作者却还称中央朝廷为王室,称朝廷大臣为王臣。分封王侯要加上稳固如磐石之类的话,任命诸侯国君要申明黄河如带之类的誓言。

  而史臣编入史书,也如同那些文章,假借古代词句,翻改今天的语言。滥用修饰,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到了近代,风气更见其盛,以至于诸子短书、杂家小说,说到逆臣就呼为“问鼎”,说到巨寇就称作“长鲸”。国家初建之时,都说是“草昧”;帝王发迹之时,必称作“龙飞”。

  这些都是带着些讽谕的味道,不是直接指斥的言词,与子游、子夏不能加以修饰的《春秋》的字寓褒贬的原则,以及南史、董狐的记录史事不加隐晦的原则不同。

  如魏收的《魏书》和吴均的《齐春秋》,或是笼括一世,或是包罗一家,当然可以申明不容改动的作为准则的言词,宏扬最为公正的正直说法。可是魏收称南朝刘宋政权向元魏进贡,却叫做“来献百牢”;吴均记叙皇帝元旦接受朝见,定要说“朝会万国”。

  用古代吴国向鲁国征收赋税和大禹在涂山统计诸侯的典故,拿古代的往事,作为今天的说法。放在文章里还可以,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。

  也有以同类型的古代人物作为比方的,如王隐《晋书》说诸葛亮向司马豁挑战,指望获得“曹咎之利”;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说慕容冲被符坚宠幸,因为“有龙阳之姿”,这些事古今相符,说得很正确。

  而卢思道说邢劫死了儿子不痛哭,是自从东门吴以来所没有的;李百药说王琳深得人心,即使是李将军那样的对下属和蔼可亲,善于诱导,也不过如此了。这就是虚妄地引用古事,以庸俗的音调凑成曲子,牵强地炫耀学识,如果认真辨析,这就不恰当的了。

  古人的《礼记檀弓》,长于记载事物的开始。不拘泥于前人成例,首先开创新的标准,前代史书所记载,为后来史书所采用。所以汉初设立士卒从军死了为誉的制度,被司马迁写下;鲁国人开始在丧礼中结雯,被左丘明记录。

  浮桥可建,杜元凯在毛《诗》中得到验证;男子有筹,刘伯文远远地征引《礼记内则》,就都是这种情况。查裴景仁《秦记》,说符坚正在吃饭,“抚盘而骂”;王韵《齐志》讲受洛干感恩,“脱帽而谢”。

  到了崔彦莺编撰新的十六国史,李重规删改旧的北齐史,就把“抚盘”改成耘推案’,,把“脱帽”变为“免冠”。

  而近代以来统统不用食案吃饭,胡人风俗头上不戴冠冕,就因为认为裴、王的语言与古书中的不同,因而改成文雅的言词。这让学习的人如何去考察一代风俗的不同和古今之间的差异呢。还有,自从混杂不纯的种族称帝建国,遍布中原大地,风俗和华夏民族不同,语言大多丑陋鄙俗。

  如“翼键”是昭成帝的名讳,“黑獭”是周文帝的本名,而魏伯起改成别的称呼,令狐德巢缺而不记。大概龙降、蒯啧,要算是用字丑陋的;重耳、黑臀,要算是取名鄙俗的,这些古代的名字编列在《三史》中,流传在《五经》里,没有听说后来人对它们有所议论,另外加以修改。

  况且齐丘的牛犊,明白记载在淑语中(杜台卿《齐记》记载俄语说:“头牛进了西山谷,迎接牛犊上齐丘”)。河边的狗子,记录在民谣里(王助《齐志》记载民谣说:“灌灌头团团,河中狗子破你园”)。明朗如同日月,难以掩盖遮藏,这些都不写出,怎么告诉后人。

  也有姓氏本为复姓,都省略成单字。或是去掉“万纽”只留下“于”字,或是只存“狄”字而去掉“库”字。遍查自古以来,难以听说有这样的事例。

  过去孔夫子说过:“文饰胜过了质朴就像史。”由此可知,从事史书的撰述,必须借助于文辞。自《五经》以后,到三史之前,运用文辞叙事,是值得一谈的。

  而如今的著述,则与此不同。这些书中的文字,有的不切实际地加以修饰,十分随便地进行刻划描绘;有的文体如同赋颂,用词类似徘优。文学不像文学,历史不像历史。就像乌孙王营造宫室,夹杂着汉族式样,结果好比雕刻天鹅不成功,反而像野鸭了。(以上说的是妄饰。)

  《史通》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,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。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纂方法,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。

  《史通》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,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。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、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;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、研讨史籍得失、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。

  由于《史通》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,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,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,花了九年时间。

  展开全部好的史书,以叙事为首要。至于写出历史人物的功过,记下历史人物的善恶;有文采而又不流于艳丽,质朴而又不是粗野,使人体味其中的滋味和意旨,怀想其中的圣德言沦.再三捧读而不知疲倦,读之百遍而不觉厌烦,自然如果作者不是圣人,谁能做到这一点呢?

  古代圣人的述作,上起自《尧典》,下至于《春秋》,这些或是运用文辞,排列史事的著作;或有沟通古今,了解往事的含义。子夏说:“《尚书》议论史事,光明正大,如同日月一般。”扬雄说过:“说事情,没有像《尚书》那样清晰的;说道理,没有像《春秋》那样透彻的。”这就说明,《尚书》含义曲折深奥,在训浩中体现深刻的含义;《春秋》把隐含的大义阐明出来,用委婉的语言写成文章。虽然它们方法不一,但是各得其美,确实应当用来作为千秋万代的典范和楷模,是著述中的领袖,后代人的龟镜。后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,接着圣人而写,则是仅次于它们的著作。所以世上的学者都是先说《五经》,接着说《三史》,经和史的名目,从这里就分出来了。

  我曾经试图说过:经好比太阳,史好比星辰。明亮的太阳光芒闪耀,星辰就会失去光芒;太阳下山,星辰就会明亮灿烂。所以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文字,对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时代的叙述,语言浅俗,涉及到琐碎枝节之事,如同翅膀下垂的鸟,不能高飞;好比音调不谐的禽,吹不成声。只有到了战国以后,离开圣人的时代越来越远,才能露出锋芒,显得出色有生气。由此可见,人的才能有差别,相差很远,要比较他们的优劣,不可同日而语。自从汉代以来,将近千年,著史者相继而出,不止一家。要在其中找出好的,大概寥寥无几吧。司马迁、班固著书,已经是败坏五经传统的罪人,而晋、宋以来出笼的史书,更连《三史》都不如了。就好像王业、霸业那样一个纯美,一个驳杂,相差悬殊。人才难得,到了什么程度!

  然而人们的著述,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,其中也有好坏不均,精粗不等的情况。如《史记》中的《苏秦》、《张仪》、《蔡泽》等传,是其中的好的;而像《三皇本纪》、《五帝本纪》和《日者》、《太仓公》、《龟策》等列传,确实就没有可取之处了。还有《汉书》的帝纪、以及《陈胜》、《项羽》等列传,是其中最为严重的。至于《淮南王》、《司马相如》、《东方朔》等传,又哪里值得一谈了或许是因为绘画一定要有粉底才能漂亮,帝王所在的京都一定要有山水的衬托才显得壮观。所以语言如果不美,历史著作也拙劣;事迹如果美好,历史著作也工致。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异常的传闻或奇异的事情发生,没有英雄豪杰出现,没有贤人产生,事情琐屑,人物平庸,不出常理的范围,却要求著史的人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公正、真实,表现出作者的隐微婉曲的著史才能,大概也是困难的吧。

  所以扬雄说过:虞夏之书渊深博大,商代之书广阔辽远,周代之书严肃不苟,周代以下就凋敝萎靡了。我们看左丘明记事,当齐桓公、晋文公相继称霸,晋、楚交替为诸侯盟主的时候,就能够修饰词句,形成典雅的文风。到了周王室极端衰微,史事更加杂乱无章,《春秋》中的精妙的言词,就几乎绝迹了。我们再看司马迁的叙事,周代以前,记事不完备,文字粗疏,不成体统。而从秦汉以下,则条理清晰,光彩焕发,很值得称道。至于像荀悦的《汉纪》,才华只表现在西汉十帝,陈寿的《三国志魏志》,佳处仅在于前面三祖。依此类推,其它的也都与此相似。

  能识得宝贝的人很少,能知音的人大概也不多。近来有裴子野编写《宋略》,王韵撰著《齐志》。这两家都长于叙事,不逊于古人。但世人说起来,都人云亦云地称赞裴子野,低毁王韵。因为江南的风尚文雅,所以裴子野的文笔工致;中原的事迹芜杂,所以王韵的言词常显得粗鄙,而且裴几原追求对言词的修饰,王君愚注重对事情的真实记录,这就造成了对他们的赞美与厌恶的不同。假如让左丘明重出,司马迁转世,记录北齐一代言行史事,恐怕也要辍笔难写,无从发挥他们的佳言妙论了。所以怎么能以后代的作者和古代的相比,对他们的得失一概而论呢?

  叙事的体例,种类很多,不是短短的篇幅就能详细论列的。这里再把它分门别类,定为三篇,论列于下。(以上是叙事篇的序。)

  好的国史,主要体现在叙事完美上,而叙事完美,又以简要为主,简要的意义大啊。一一观察自古以来可作为著史者的规范的书,《尚书》作为开端,所记载的追求事实减省;《春秋》转变了体例,所记载的注重文字精省。这大概是由于时代风尚厚薄不同,前后风格相异。然而文字简约而史事丰富则是它们共同的,这才是特别好的历史著作。从两汉开始,直到三国,国史的文字,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杂。到了晋代以后,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。如果要寻找多余的句子,摘取多余的词语,那么一行之中,必定有几个字是被错误地加上去的;一篇之内,必定有儿行是浪费笔墨的。成群的蚊子的声音会形成雷声振耳,众多的轻物的重量也会压断车轴。何况章句不加节省,言词没有限制,即使能装载几大车,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?

  叙事的体裁,可以分别为四种:有直接记录人物的才能品行的;有只记录人物的事迹的;有根据言语可以了解的;有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。如《古文尚书》,称述帝尧的德行,用“允恭克让”来表示;《春秋左传》讲述子太叔的形状,用“美秀而文”来表述。像这样的记载,再没有其它的说法了.就是所谓的直接记录才能品行。又如《左传》记载申生被骊姬陷害,上吊而死;班固《汉书》记叙纪信被项羽围困,代替汉高祖而死。这些就不说他们节操如何,但人物的忠孝自然显示出来,这就是所谓的只记录事迹。又如《尚书》记载周武王历数商封王的罪状,在誓词中说:“烧烤忠良,剖挖孕妇。”《左传》记载随会沦述楚国,所说的话是:“革格蓝缕,以启山林。”这就是才能品行,全都没有谈到,但在人物语言中涉及到了,事迹也就显示出来,所谓根据语言可以了解的。又如《史记卫青传》后,太史公说:“苏建曾经责怪大将军不推荐贤人,不以礼待士。”《汉书孝文纪》末尾,班固赞语说:“吴王装病不朝见天子,文帝赐给他几杖。”这些都是本纪和列传中都不作记载,而史臣发表议论时另外说出这些事情,就是所谓的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。

  如此说来,才行、事迹、言语、论赞,所有这四个方面,都不相互依据。如果四个方面都要写出来,那么所费的笔墨将特别多(近来史书在纪传中要叙述人居丧时哀伤过度,就先说他“豆比纯孝”;要叙述人整夜读书,就先说他“笃志好学”;要叙述人作战时奋不顾身,就先说他“武艺绝伦”;要叙述人下笔成篇,就先说他“文章敏速”。这样就是既叙述他的才行,又写明他的事迹了。如《谷粱传》中说:“骊姬在酒里和肉里下毒。晋献公田猎归来,骊姬说:‘太子已经祭祀过了,所以拿祭祀的酒肉来为您祝福。’献公将要食用的时候,骊姬跪着说:‘食品是从外面来的,不能不试一试。’把酒倒在地上,地面鼓起一个大包;把肉给狗吃,狗倒地而死。骊姬下堂哭呼道:‘天啊!天啊!国家是你的国家,你何必在乎晚一点为君主啊!,还有《礼记》上说:“宋国阳门的介夫死了,司城子罕哭得非常悲痛。晋国派来侦探宋国的人回去报告晋侯说:‘阳门的介夫死了,子罕哭得非常悲痛。老百姓心情舒畅。恐怕不能攻打。”,这就是既书写了事迹,又记载了言语。还有近来的各种史书,一个人的事迹,好坏都已在纪传中详细记载了,后面又用论赞重复叙述前面的事。这就是才行、事迹已在纪传里写了,论赞又加以记载)。但是自古以来的经史,大多有这样的毛病(((公羊传》、《谷粱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史记》,直到皇家所修撰的《五代史》都有)。能够避免的,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(只有左丘明、裴子野、王韵没有这样的毛病)。

  还有,叙事的省略,可以分为两类:一叫省句,二叫省字。如《左传》记载宋国华祸来鲁国会盟,说他的先辈得罪宋国,愚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。愚钝的人称赞聪敏(鲁人,意思是钝人。《礼记》中已有注解),那么也就明白是贤达之人所嗤笑的了,这就是省句。《春秋经》说:“陨石于宋五。”表明听到天上掉下东西的声音,看到掉下来的是石头,数一下是五块。加一个字太详细,减一个字太简略,在详略之中找一个最恰当的点,简要但是合理,这就叫省字。与此相反的,如《公羊传》说郑克独眼,季孙行父秃头,孙良夫跋足。齐国用跋足的迎接跋足的,秃头的迎接秃头的,独眼的迎接独眼的。大概应该删除“跋足的”以下的字,只说“分别用同类的人迎接”。如果事情都要重新叙述,就特别多费文字,这就叫烦句了。《汉书张昌传》说:“年老口中无齿。”大概在这一句之内,去掉“年”字和“口中”也就可以了。这样的六个字的一句话中,就有三个字是妄加的,这就叫烦字了。如此说来,省句容易,省字较难,能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,才可以谈论著史。如果句子都是多余的,文字都是重复的,那么史书的繁琐杂乱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  钓大鱼的人,垂下千条钓丝,得到鱼的只是在于一荃;捕高鸟的人,张开万张罗网,得到鸟的只在于一个网眼。叙事的人,有时徒然地扩充闲散的言词,广泛地增加无关的说法,如果取出其中的关键之处,不过一言一句罢了。如果能与打猎捕鱼的人一样,捕到鱼鸟后就收起所有的钓丝网罗,所留下来的,只有一签一眼而已,刀下么或许可以做到多出来的老皮厚茧全都去掉,灰尘污垢完全清除。花落了而果实在,渣去了而汁水在。唉!能够精简了再精简,是玄妙而又玄妙的。轮扁没办法说出用斧子的巧妙之处,伊挚没办法说出汤锅中滋味的变化无穷啊艺(以上说的是简要。)

  对字词进行修饰就成为文辞,对文辞进行编排就成为文句。句子累积起来就有了章节,章节累积起来就有了篇目。篇目一旦划分,一家之言也就完成了。古代使者出使别国,以词令为根本;大夫在外交场合的应对,以文辞为主。何况要把它们排列为章句,刊刻成书籍,怎么能不尽力雕琢,以传给读者呢?自从圣贤开始述作,就被叫作经典,句句如同《韶》、《夏》之乐,字字好比琳琅美玉,清清爽爽的语言,美妙而又丰盛。譬如在大海中遨游的人,空自惊异它的浩瀚辽阔;登临泰山的人,只能感叹它的高大险峻。如果要摘取其中最为突出的,却不知从何摘起。但是章句中的言词,有明显的,有隐晦的。明显的,词句繁多,道理己经在文章中说尽;隐晦的,字句简约,事情更在字句之外。如此,隐晦的与明显的,它们的优劣不同,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了。能够省略小事而保留大事,举出重要的就可以明白不重要的,一个字就能概括大事小事,几句话就能使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没有遗漏,这些都是运用隐晦的方法。

  古代的文章,务必去掉浮泛之词。《虞书》说:“尧死了,百姓如丧考蝉。”《夏书》说:“启呱呱地哭泣,我不能抚育他。”《周书》说:“前线士卒倒戈”,“流的血把春柞都漂起来”。《虞书》说:“惩罚了四个人而天下都服。”这些都是行文似乎粗略,其实内容丰富完整。所以起初读它的人怀疑它简易,而写起来才发现它的困难。当然不是用“雕虫小技”所能指责的。其后左丘明得到《春秋经》的传授,以孔夫子为楷模。《春秋经》以几个字包含的意义,而《左氏传》以一句话表达清楚,虽然在文字的繁简上有所不同,但在明显或隐晦的处理上完全一致。所以如提纲掣领地讲述国家的风俗,就有说士会执政,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;邢国人迁移后如同归家,卫国人忘了亡国的痛苦。如详尽细致地讲述人事,就有让女人劝南宫长万饮酒,然后用犀牛皮把他裹起来,等到了宋国,手脚都已露出来了;拉着庙宇的椽子,震动了屋梁;军队里的人大多很冷,楚王巡视并抚慰了三军,三军的战士都如同穿上了丝棉。这些都是语言虽然浅近而意义却很深远,虽然话语已经结束而含义却仍未尽。让读者看到表面的就能明白内在的,抚摸毛皮而能辩分骨头,在文句中看到一件事,能够在文字外举一反三。隐晦的意义,不是很大的吗?

  到了司马迁、班固的两种史书中,虽然和《五经》相比已经逊色很多,但若寻找其中的长处,也还时常遇到这一类的语言。如汉高祖听说萧何走了,如同失去了左右手;汉兵打了败仗,唯河流水为之停止;董仲舒乘马,三年了还不知道雄雌;翟公的门口,可以张网捕雀,等等,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  从此以后,著史的原则日益衰微,字句芜杂累赘的作者,不断涌现。在他们的笔下,一般不用单字成词,句子都要成双,长短要相等,奇偶要相配。所以本来一字能概括的,也要凑足为双字;应该用三句成文的,一定要分成四句。散漫重叠,不知剪裁。所以王处道被裴世期指责(《魏书邓哀王传》说“容貌姿美”。裴松之说:“一个貌字分为三个字,也是叙事类的一个毛病”)。温子升受王君惫讥笑(王助《齐志》说:“当时舆论遗憾邢子才不能负责撰修北魏国史,失意惆怅的温子升也和他一样,因而编撰《永安记》,全都是枝蔓之词),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  著史者的文字虽然简略,而事理却都很重要,所以能够做到疏略却没有遗漏,俭省但没有空缺,就像用奇兵的人,以一当百,能够收到战胜敌人的功效。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,思维又不敏捷,就会花费很多的词句,叙事才能周详,就像卖铁钱的人,以二当一,才能符合买卖交易的价钱。如此说来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以前,是那样的简洁扼要;《国》、《晋》以下(((国》是说《三国志》,《晋》是说《晋书》),是这样的繁杂琐碎。如果要确定它们的美丑,甄别它们的好坏,读古代史书,弄明白了它的章句,都可以反复诵读咀嚼;看近代史书,喜欢它的字词,只需要知道叙事的意思就完了。这样,一贵一贱,不需说明就已经清楚,也用不着进行讨论,其中的道理已经自己出来了。(以上是隐晦。)

  古代有了文章著述以后,比兴由此产生。用鸟兽来比喻贤愚,用草木来比喻男女,诗人墨客,已经说得很完全了。到了中古,体例稍有变化,有的比人一定用过去同类人物,有的说事情一定和古代的事情相比。当汉代帝王君临天下,国君其实称为皇帝,事理和商周时代称“王”不同;皇帝之子封为王,名称也不是商周时代的鲁、卫之类。可是作者却还称中央朝廷为王室,称朝廷大臣为王臣。分封王侯要加上稳固如磐石之类的话,任命诸侯国君要申明黄河如带之类的誓言。而史臣编入史书,也如同那些文章,假借古代词句,翻改今天的语言。滥用修饰,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  到了近代,风气更见其盛,以至于诸子短书、杂家小说,说到逆臣就呼为“问鼎”,说到巨寇就称作“长鲸”。国家初建之时,都说是“草昧”;帝王发迹之时,必称作“龙飞”。这些都是带着些讽谕的味道,不是直接指斥的言词,与子游、子夏不能加以修饰的《春秋》的字寓褒贬的原则,以及南史、董狐的记录史事不加隐晦的原则不同。如魏收的《魏书》和吴均的《齐春秋》,或是笼括一世,或是包罗一家,当然可以申明不容改动的作为准则的言词,宏扬最为公正的正直说法。可是魏收称南朝刘宋政权向元魏进贡,却叫做“来献百牢”;吴均记叙皇帝元旦接受朝见,定要说“朝会万国”。用古代吴国向鲁国征收赋税和大禹在涂山统计诸侯的典故,拿古代的往事,作为今天的说法。放在文章里还可以,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。

  也有以同类型的古代人物作为比方的,如王隐《晋书》说诸葛亮向司马豁挑战,指望获得“曹咎之利”;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说慕容冲被符坚宠幸,因为“有龙阳之姿”,这些事古今相符,说得很正确。而卢思道说邢劫死了儿子不痛哭,是自从东门吴以来所没有的;李百药说王琳深得人心,即使是李将军那样的对下属和蔼可亲,善于诱导,也不过如此了。这就是虚妄地引用古事,以庸俗的音调凑成曲子,牵强地炫耀学识,如果认真辨析,这就不恰当的了。

  古人的《礼记檀弓》,长于记载事物的开始。不拘泥于前人成例,首先开创新的标准,前代史书所记载,为后来史书所采用。所以汉初设立士卒从军死了为誉的制度,被司马迁写下;鲁国人开始在丧礼中结雯,被左丘明记录。浮桥可建,杜元凯在毛《诗》中得到验证;男子有筹,刘伯文远远地征引《礼记内则》,就都是这种情况。查裴景仁《秦记》,说符坚正在吃饭,“抚盘而骂”;王韵《齐志》讲受洛干感恩,“脱帽而谢”。到了崔彦莺编撰新的十六国史,李重规删改旧的北齐史,就把“抚盘”改成耘推案’,,把“脱帽”变为“免冠”。而近代以来统统不用食案吃饭,胡人风俗头上不戴冠冕,就因为认为裴、王的语言与古书中的不同,因而改成文雅的言词。这让学习的人如何去考察一代风俗的不同和古今之间的差异呢。

  还有,自从混杂不纯的种族称帝建国,遍布中原大地,风俗和华夏民族不同,语言大多丑陋鄙俗。如“翼键”是昭成帝的名讳,“黑獭”是周文帝的本名,而魏伯起改成别的称呼,令狐德巢缺而不记。大概龙降、蒯啧,要算是用字丑陋的;重耳、黑臀,要算是取名鄙俗的,这些古代的名字编列在《三史》中,流传在《五经》里,没有听说后来人对它们有所议论,另外加以修改。况且齐丘的牛犊,明白记载在淑语中(杜台卿《齐记》记载俄语说:“头牛进了西山谷,迎接牛犊上齐丘”)。河边的狗子,记录在民谣里(王助《齐志》记载民谣说:“灌灌头团团,河中狗子破你园”)。明朗如同日月,难以掩盖遮藏,这些都不写出,怎么告诉后人。也有姓氏本为复姓,都省略成单字。或是去掉“万纽”只留下“于”字,或是只存“狄”字而去掉“库”字。遍查自古以来,难以听说有这样的事例。

  过去孔夫子说过:“文饰胜过了质朴就像史。”由此可知,从事史书的撰述,必须借助于文辞。自《五经》以后,到三史之前,运用文辞叙事,是值得一谈的。而如今的著述,则与此不同。这些书中的文字,有的不切实际地加以修饰,十分随便地进行刻划描绘;有的文体如同赋颂,用词类似徘优。文学不像文学,历史不像历史。就像乌孙王营造宫室,夹杂着汉族式样,结果好比雕刻天鹅不成功,反而像野鸭了。(以上说的是妄饰。)

上一篇:关于黄浦江的历史 下一篇:鼠年A股首个交易日:汽车行业多股下跌 宁德时代